电影名一片多译现象的翻译原则
1.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商业娱乐方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虽然在过去10年，每年仅有20部左右外国电影在国内影院上映，此外，每年通过其他渠道涌入中国文化影像市场的影片数目则不可胜数。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引入中国文化市场的外国电影的数量将会逐年递增。
电影名称的翻译是文化传媒的集中体现。电影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个影片名称的翻译，不仅是市场对影片文化内容的直接体现，而且会对推介影片、提高票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影片名称的翻译在电影翻译中需要仔细斟酌。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绝大多数电影的名称在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翻译版本都各不相同，甚至一部影片在大陆和港台地区都有几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比如美国著名影片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5）为例，在大陆和港台等地就有《肖申克的救赎》、《刺激1995》、《月黑高飞》和《地狱诺言》几个完全不同的翻译版本。
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电影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名称翻译上，都与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类似之处。如何翻译电影名称，电影名称的翻译中所需要遵循的原则，都已经是翻译界长期讨论的话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英文影片翻译成汉语中在大陆和港台地区译名完全不同的现象，找出其造成“一名多译”现象的根本原因。
2.影片名称翻译的理论基础
电影和文学作品均属于文化载体，一名多译的现象在电影和文学作品翻译实践中都并不少见。根据Andre Lefeverre（1992）的观点，翻译行为是对源文的改写，改写方式包括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他同时还指出，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前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对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产生影响，后者是译者改写创作过程中文化体系产生的影响。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在的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审美标准。而这种改写的目的在于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而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情况不一，大陆和港台地区也会在归化和异化上采取不同的译法。
3.造成“一名多译”现象的根源
3.1翻译方法选择的不同
在影片片名的翻译方法上，电影片名的翻译通常有音译、直译和意译三种策略，通常来说，在三地的电影名称上，三种翻译方法都有所体现，但是由于大陆、香港、三地无论在社会制度上，还是语言文字上，乃至社会文化背景都有较大差异，而电影翻译本身属于商业行为，在翻译上并无公认准则。三地译者在译法的选择上，各有侧重。正如何跃敏（1997）所说，一般情况下，大陆电影多选择直译的翻译策略，更注重对影片原名的忠实再现，而港台地区，多采取意译的翻译策略。为了达到商业，港台译者通常会为影片名称进行加工，采取加词、引用等方式对影片名称进行自由度较大的加工。例如，迪斯尼电影公司旗下的皮克斯动画公司所制作的一系列动画片，港台地区都会加上“总动员”这一词缀。这其中包括：Toy Stories（《玩具总动员》），Finding Nimo（《海底总动员》），The Incredibles（《超人总动员），Cars（《赛车总动员》），Retatouille（《美食总动员》），大程度上，港台采取这种翻译方法的出发点是出于经济原因。因为该公司的第一部动画片Toy Stories票房成功，而其他后续动画片的翻译采取相同词缀，无疑是出于延续第一部影片的影响力。同样类似的情况，是港台地区也会将同一著名演员的影片采取同样的翻译策略。如：威尔•史密斯所出演的很多影片，港台一些译者会将其冠上“全民”的词缀，究其原因，是由于该演员的第一部影片“全民公敌”（State’s Enemy）票房火爆，为了延续该演员的票房影响，达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译者采取这样的译法来吸引观众。但是这种译法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这类词汇的滥用，会使观众对影片内容的理解产生偏差。
3.2翻译文体选择的差异
虽然文学作品和电影名称的翻译目的性相同，然而，相对于文学作品，电影译名的翻译有自身特点。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体的选择。汉语作为一种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巨大的语言，在电影名称的翻译上，为了吸引观众，更多地会选择口语用词来进行文章的翻译。而大陆港台地区在方言上的巨大差异势必导致不同译者会选择本地区观众更容易接受的译法。比如美国上世纪的系列影片PoboCop，大陆地区将这部影片翻译成了大陆地区都能普遍理解的《机械战警》，而港台地区，受当地粤语方言影响，把这部影片翻译成了《铁甲威龙》，因为“威龙”一词是粤语中警察的意思，而如果这个译名用于大陆地区，会造成很多观众不知所云。类似的情况也包括Man in Black大陆广泛接受的译名是直译《黑衣人》，而香港的译名《黑超特警组》虽然更能体现剧情，但是如果大陆观众不明白“黑超”在粤语中的含义是墨镜，同样会造成理解上误差。
3.3社会意识形态差异
在任何国家，对文化作品翻译策略都属于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任何翻译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涵盖了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各方面内容。而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规避。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意识形态不同，对翻译中进行的规避内容也各不相同。由于大陆地区不允许宗教在文化传媒中进行传教，因此，在电影名称的翻译中，大陆地区通常会规避一些敏感的宗教词汇。这也是造成一些影片名称在大陆和港台地区有所不同的根源所在。比如Terminator Salvation，这部2009年上映的影片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相差极大。大陆地区官方的翻译是《终结者2018》，规避了Salvation这个基督教色彩浓烈的词汇。而对基督教传播并无过多法令限制的港台地区将这部影片直译成了《终结者4：救世军》、《魔鬼终结者：未来救赎》，并未对该词进行规避。
同样的意识形态差异还体现在对影片名称的改写幅度上。意识形态不仅体现在政治、宗教上，还与经济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追求票房利润的最大化，港台地区对影片名称的翻译会采用一些更吸引眼球的翻译策略，比如会采用对影片名称添加一些诸如魔鬼、生死、玩命等词汇来吸引一部分青少年进入影院。比如Reader大陆译名《朗读者》，港台译名《生死朗读》；Speed港台翻译《生死时速》，Shooter大陆译名《狙击手》港台译名《生死狙击》、《狙生死线》。
4.影片名称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
大陆和港台三地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三地的译者不可能采取相同或类似的翻译策略，一片多译这一现象还将长期存在。虽然三地的电影名称翻译各有侧重，但是，三地的电影名称翻译并非没有一些可以共同遵循的原则。
4.1信息契合度原则
电影名称是对影片信息的传递，而译者第一个遵循的原则是将这些信息如实地再现，并以本地区观众所称接受的方式进行解读和再创造。三地虽然都处于中华文化圈，但是语言在使用上的差异却很明显，以某一地的语言为三地的翻译标准无疑是不可行的。在语言选择上，三地的译者都应当遵循符合本地观众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才能真正做到信息传递顺畅的最大化。以美国影片Runaway Bride为例，无论是大陆地区采取的直译《逃跑新娘》还是香港地区翻译的《走佬俏佳人》乃至台湾地区的《落跑新娘》都是符合本地语言习惯的译法。在翻译原则上都属于上佳翻译，而不能以某一地区的语言作为标准，来对其他两个译法进行评价。
4.2文化契合度的原则
电影作为文化载体，承担了大量文化信息。而电影名称作为内容的窗口，通常会出现大量文化词语和典故，如果译者对这些文化词汇了解不足，误译就在所难免。在这里一个非常典型的误译例子是Revolution Road（2008），这部影片大陆将其按照字面含义直译成了《革命之路》，而这部影片的内容却和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是一部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影片，而影片名称的由来是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所居住的街道名。而如果按照直译，大陆观众会对影片内容造成误解。与此相比无论是台湾翻译的《真爱旅程》还是香港翻译的《浮生路》都更能如实地反映影片内容，因此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上，除了要注意影片本身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认真了解其真正含义，同样也要意识到观众的文化背景，以免造成误译。
4.3审美与商业性相契合的原则
作为文化产品，成功的影片名称翻译除了信息的如实传递，和文化交流的功能之外，译者还应当在审美和商业影响上找到契合点。电影作为文化载体，在翻译上必然和文学作品一样都承担着审美的功能，但又不同于文学作品。电影的商业性更为突出。一个引人眼球的电影名称会对票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一个译者在翻译中应当把握好片名审美和商业效果的结合度。以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2004）为例，大陆有过《暖暖内含光》、《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等多种不同译法，香港的翻译是《无痛失恋》，台湾的译名是《王牌冤家》。作为一部文艺爱情片，台湾的翻译无疑过于商业化，为了主演金凯利而加上了王牌这一莫名其妙的词缀，而忽视了影片的审美，大陆的直译过于文学化，但是在信息的传递上却含糊不清，而观众不一定会去观看一部名称过于模糊的影片。而香港的翻译做到了文学审美和商业性结合，同时对剧情有所透露，属于上佳的翻译。
5.结语
翻译行为涉及的文化内容极为广泛。“一名多译”的复杂现象正是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多元化的体现。电影名称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翻译经验、语言功底和文化知识，而且要考虑到电影的文化属性、本地区观众的语言特点和社会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根据影片的内容和主题，才能使影片名称翻译达到信息性、文化性、审美性和商业性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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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东林）